王珏颖
既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也是“小桔灯”的一名志愿者
她用11年的行动
写成了这个温暖流淌的故事
让我们感受到“小桔灯”的暖光
因“爱”相识
2015年3月10日，我乘着高铁穿梭在浙东的春日里，窗外的油菜花田一片金黄，可我心里沉甸甸的——因为每一次这样的奔赴，都意味着一个家庭的破碎。
周军（化名）32岁，重度颅脑外伤，经省级评估专家会诊讨论，初步判定生命无法挽回，符合捐献条件。
不久，我抵达医院，在ICU病房医生的引荐下，我见到了周军的父亲以及陪同过来的亲戚。
周军的父亲周银（化名）70来岁，来自云南山区，高个清瘦，皮肤黝黑，头戴一顶雷锋帽，身穿深蓝色的呢子西服。
我细细观察他的神情，发现眼里布满血丝，而眼神中有些迷茫。
再看，脸上花白的胡渣已经好几天没刮，双手布满老茧。
几个亲戚年纪不大，也都是从老家赶过来的，想陪着老人帮衬点。
我把人体器官捐献事宜仔仔细细解释了一遍，老父亲在亲戚的解释下也听明白了。
随后，他低下了头，躲到角落去抽烟，时不时卷起袖子抹着眼泪。
亲戚告诉我，周军是家里独子。3年前，周军跟着老乡到浙江工作，妻子因病过世，家里还有一个患老年痴呆症的妈妈和一个7岁的小娃娃。
第二天的探视时间，我再一次找到了家属。老父亲见到我点了点头，说：“如果能救回来，我们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救他。可是现在，儿子救不回来，我想捐献他的器官还可以救救别人，家里亲戚也都同意，那就捐了吧。”
低沉的嗓音里，裹着化不开的伤痛，也透着无力的坚强。
病情评估、捐献确认、伦理审查、器官分配……在获得家属的同意后，所有的流程有序跟进。
2015年3月12日，周军在过世后捐献了肝、2个肾、双眼组织，挽救了3位器官衰竭患者，让2位失明患者重见光明。
不久后，我接到了周大伯的电话：“小王，那些移植我儿子器官的病人怎么样了？”
“周大伯，他们手术很顺利，都挺好的！”我听到旁边有小女孩嬉闹的声音，还抢着周大伯的电话要讲。
“是欣欣吗？您嘴里念叨的小孙孙吧！”
“是的。唉，我年纪大了，我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小孙孙了。快来，叫王阿姨。”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清脆的“王阿姨!”
“周大伯，您把我的电话存好，家里遇上难处了记得给我打电话。您儿子救了那么多人，很了不起！”
心底的牵挂
周军捐献的事告一段落，但周大伯和小欣欣，却成了我心底放不下的牵挂。
后来，浙江省红十字会将这个家庭列为帮扶的对象：周大伯夫妇列为失独家庭关爱对象，小欣欣纳入了“小桔灯”帮扶计划，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团队一对一跟进关注。
省里的帮扶物资、村里申请的低保，一点点为这个破碎的家庭撑起一片天。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欣欣也渐渐长大。
周大伯普通话不好，我们沟通比较困难，聪明的小欣欣便来当这个小翻译，咿咿呀呀、蹦蹦跳跳。虽然隔着千里，也能想象她可爱的模样。
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躲不过的。常年的劳累和丧子之痛，压垮了周大伯年迈的身体。
2019年，欣欣的爷爷去世了。临终前，爷爷把房契、还有她最牵挂的小孙孙都托付给了村支书，一并交付的还有那本他珍藏在柜子里的器官捐献荣誉证书以及我的电话。
本是一次照常的问候，可是，一连几天周大伯的电话都没有打通，我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
那天，周大伯的电话终于接通了，电话那头小欣欣压着声音说：“王阿姨，爷爷没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像被重锤砸中。村支书接过电话：“是浙江省红十字会的王老师吧？我是村里的支书。周银走了，欣欣是我们赵家的孩子。我会召集她们家亲戚一起商量孩子和奶奶的安排。”
几天后，村支书告诉我，亲戚家境都不好，实在无力抚养，最终决定把欣欣送去儿童福利院，奶奶送去养老院。
他说：“王老师，你放心，福利院条件蛮好的，国家和慈善机构都有资助，孩子去那儿，离学校也近，能有人照顾。”
可我心里的石头，却始终落不下去。孩子送去福利院后，我立刻联系上了福利院的孙老师。
我向孙老师解释了我的身份，电话里我一顿拜托：“孙老师，孩子在福利院缺什么你都和我说，我马上寄过来。”
孙老师在电话那头笑了笑，语气温和却戳中了我的内心：“王老师，我们福利院啥都不缺，吃的穿的用的都有。要说缺，我们这儿的孩子，都缺一份实实在在的爱。”
这句话像一根细针，狠狠扎进了我心里。是啊，物质能保障她的生活，可那份被人惦记、被人疼爱的感觉，才是支撑她走过苦难的底气。
那一瞬间，我下定决心，既然我来到了她的生命里，以后就让我来爱她吧。
织补爱缺失的一角
我开始给小欣欣写信、寄包裹。孩子还小，她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出现在她的生命里，但是她知道有一位杭州的王阿姨很爱她。
每次我给她寄礼物，她都很开心。巧克力和糖果是她很喜欢的，我也总爱给她寄——可能我希望她的生活多一点点甜吧。
邮寄东西我都会买小份装的，她会分给老师和小伙伴们，骄傲地说：“这是我王阿姨给我寄的。”我非常庆幸孩子在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后，还乐观开朗。
一个又一个包裹飞去了她身边：六一儿童节和过年，孩子要有一身新衣服吧！开学了，新书包、新文具应该用得到吧！天冷了，女孩子面霜应该少不了吧！选最柔软的毛线亲手织一条围巾吧！女孩子应该会喜欢一个大娃娃吧！
她生日的那天，我弹唱一首生日快乐歌——虽然歌声琴声不甚优美，却还是想让她知道，有人会牢牢记住她的生日，为她祝福。我想用我的爱，将她紧紧包围。
这些年，书信成了我们之间最温暖的纽带。我在信里跟她分享我的生活，还有对她的关心和疼爱；她在信里跟我讲讲她的近况，还会像个小大人似的叮嘱我注意身体。
我们就这样，隔着千山万水，彼此牵挂，彼此温暖。
2020年5月10日，母亲节，我的手机里突然弹出孙老师发来的一段视频。视频里，小欣欣坐在一片火红的三角梅下，穿着我前几天寄给她的粉色运动衫，扎着高高的马尾辫，脸上带着腼腆又灿烂的笑容。
她对着镜头，声音清脆又响亮：“妈咪，母亲节快乐，爱你呦！”我握着手机，反反复复看了一遍又一遍，心里暖洋洋的，眼眶都湿润了。
从“王阿姨”到“妈咪”，这一声称呼的转变，藏着多少信任与依赖，又承载着多少温暖与牵挂。
从那以后，小欣欣就正式喊我“妈咪”了。
福利院有文艺演出，她跳完舞，第一时间就让孙老师把视频发给我，等着我夸奖；初中考入县里的重点班，她得意洋洋地给我发消息要奖励，就像所有孩子向父母撒娇一般；有段时间学习有些偷懒，福利院老师说“要告诉你妈妈了”，她竟然急得哭了，连忙跟老师保证再也不会了。
有一天，她突然和我说：“妈咪，你能给我寄一张你的照片吗？我想你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
我立刻挑了一张笑得最灿烂的照片寄给她。孙老师说，她把照片小心翼翼地夹在课本里，经常拿出来看，还说我长得漂亮。
中考出成绩那天，她发微信告诉我没发挥好，与理想高中差了二分，好难过。
我连忙安慰她：“没关系，已经很棒了。高中三年，妈咪陪着你再一起加油，我们争取考上杭州的大学好不好？”她哽咽着答应：“好，妈咪，我一定好好努力。”
现在小欣欣已经上高二了，学习越来越紧张。
她有了自己的手机，我们的沟通从书信变成了微信，“爱你”的表情包成了我们日常的腻歪。她的一举一动、一喜一忧，都牵挂着我的心。
从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到“小桔灯”的志愿者，再到小欣欣的“妈咪”，我们跨过了云南到杭州的距离，也走过了从职业到亲情的温暖旅程。
我知道，这份爱会一直延续下去，陪着她走过高中、大学，陪着她长大成人，陪着她经历人生风雨与阳光，而我也拥有了这辈子最珍贵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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